编者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十三载可歌可泣的恢弘篇章，孕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延安考察，强调要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战胜了世所罕见的困难，特别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了140万军民的生存问题，农业科技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多位在延安做出重要贡献的红色农学家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为中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为赓续红色血脉，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院直属机关党委挖掘整理了我院两位红色农学家陈凌风（哈尔滨兽医所首任所长）和朱明凯（蔬菜花卉所首任所长）在延安光华农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以及相濡以沫、坎坷同行的伉俪故事，供全院学习交流。

弘扬延安精神 追忆农科先辈

——红色农学家陈凌风、朱明凯的延安故事

他们的革命道路惊心动魄，但从未有丝毫动摇；他们的科研道路万难千险，但总能坚韧的跨过一个个障碍；他们最缺少的就是时间，除了夜以继日的工作还是工作。在延安的8年间，他们出色的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工作就是忠于信仰、践行信仰的光荣道路。

投身革命  艰苦创业

1931年，陈凌风（原名陈櫺然）和朱明凯（原名朱翠玉）分别考入广东岭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和园艺系。入学时恰逢“九一八”事变，东北的沦陷让两位热血青年倍感义愤，他们阅读大量进步书籍和刊物，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到一起。1935年毕业后，两人在岭南地区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经常与进步好友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逐渐接触大量的进步思想。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他们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陈凌风和朱明凯抱定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写信联系正在担任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秘书的好友区棠亮，询问能否投奔延安加入抗日队伍。当林伯渠得知两人的情况后，亲自写信诚邀他们到陕甘宁边区工作。收到回信后，新婚的两人激动地辞去工作，变卖全部家当，购买边区紧缺的图书和药品，于1938年从广西出发，乔装成归国华侨，以陈凌风和朱明凯的化名，经由贵州、四川前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随着距离西安越来越近，国民党的盘查也越来越严，他们不得不把林伯渠的介绍信销毁，离开大路，绕小道艰难前行。历经半年的跋涉，两人终于到达西安。恰逢经历西安事变的蒋介石重返故地，城内军队戒严，特务遍街，气氛紧张。几经周折，两人终于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陈凌风提出去往前线参军抗日的愿望。然而林伯渠告诉两人，组织上已经决定安排他们发挥专业优势，去延安开办农场，一心打算上阵杀敌的陈凌风一时想不通，朱明凯更是流下了眼泪。

跟随林伯渠到延安后，经过周恩来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思想工作，两人认识到抗日战争不但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更需要坚实富足的大后方，也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各类人才。两人按照组织安排，前往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农业学校试验场，陈凌风担任副场长，朱明凯任技师兼农校教员。1939年，两人在延安第一次技术人员新春晚会中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重要性的报告，同年12月在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看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于是更坚定了扎根农场、办好农场的决心。

青年时期的陈凌风和朱明凯

抗日战争期间，地处敌后的陕甘宁边区遭到敌人的重重封锁，如何利用13万平方公里的山地养活140万的人口，成为边区政府和仅有的几十名农业科技人员首要解决的问题。1939年冬，延安的很多干部因长征或长期监狱生活，身体十分虚弱，党中央决定筹办一个保健农场。林伯渠指示陈凌风负责勘察和选定场址。经过几番奔走，陈凌风和朱明凯看中了距延安二十多里的马家湾，但是这里只有一个破窑洞和几件简单工具，连门都没有，而且附近经常有狼群出没。但两人没有退缩，与同事们一起热火朝天的建设农场。1940年春，农场正式建成，陈凌风任技术部主任，下设农艺、园艺、森林和畜牧兽医四个专业组，朱明凯任园艺组组长。

光华农场原貌

自力更生  攻坚克难

1941年，为进一步集中技术人员力量，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的农业试验场与保健农场合并，并正式定名为光华农场，承担着整个边区的选种育种工作，陈凌风出任场长，朱明凯任园艺组组长。朱德、刘少奇、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但多次视察农场，还从国统区购买大量珍贵的书籍、种子、仪器，要求光华农场成为陕甘宁边区农业科研与生产的试验基地。陈凌风和朱明凯设计实施了大批农业科研项目，农场也经常派技术干部下乡调研指导生产，很多地方的同志都赶来参观学习，光华农场成为了边区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光华农场职工合影

（第二排左3陈凌风，前排左3朱明凯）

由于气候干旱、土地贫瘠，陕北的粮食作物主要以小米为主，蔬菜则只有南瓜，果树方面只有少量的枣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凌风和朱明凯与大家一起在黄土坡上开垦出一片片良田，在良田周围开辟苗圃、瓜园和果树。由于坡上没有水源，职工们要赤脚走两里多的山路，从谷底的小河中挑水灌溉，每天上山下山十几趟。春华秋实，大家用辛勤的汗水和肩头的老茧换来农场的丰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光华农场经营得红红火火，当年就为延安的机关和学校供应了西红柿、南瓜等大量蔬菜，每天可以供应鲜奶近百斤。

朱明凯利用延安军民冲破重重封锁带来的蔬菜、瓜果种子，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蔬菜、水果、烟草等作物的引种和选育，先后培育出西红柿、葱头、球茎甘兰、石勺柏、生菜、冬苋菜、油菜、雪里蕻、芥兰、冬瓜、莴苣、苦瓜、丝瓜、四季豆、法国菜豆、关中卷心白菜、缩面南瓜、甘露西瓜、小糖瓜、黄金黎瓜、草莓、线麻、牛奶葡萄、草桥西瓜、甜杏、甜菜、甜高粱等二十余种，带领园艺组建立了30多亩果园，引进胡桃、德国槐等树木，试种了70余种花卉，从中选出34种适合边区种植的花卉向各地推广。

其中，朱明凯培育的甘露西瓜不仅皮薄肉沙，而且糖分高，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肯定，并专门把西瓜带到重庆，在记者招待会上用来宣传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成就。美国军事观察组对于能在延安吃到西红柿等蔬菜颇感惊奇，每次回重庆都要从延安带一些西红柿。有一次飞机回重庆，特意拐弯飞过光华农场上空，机翼左右摇摆以示谢意，成为光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由于国内产烟省多被日军占领,西北各省烟叶供不应求,边区的烟叶供应十分紧张。1942年，朱明凯带领技术人员从10余种烟叶品种中筛选出美国黄金烟和古巴雪茄烟，并建烤烟房进行烘烤技术研究。这两个烟种由于品质好、产量高，立即在边区得到推广。1943年，光华农场收获的烟种可供300公顷土地种植，生产的烟叶供给中央党校卷烟厂生产曙光牌卷烟，成为边区的畅销商品，提供党的七大会议使用。党的七大代表对光华农场的科技人员十分赞赏，《解放日报》曾进行专题报道。

朱明凯白天在农场做试验，晚上在煤油灯下笔耕不辍，在《解放日报》发表《种菜法》《种烟法》《番茄王育种》等十几篇文章，一有空闲还要纺棉花，而且纺的棉花又快又好。因为表现突出，朱明凯两次荣获“陕甘宁边区模范妇女”称号。

延安地区种植的卷心菜

光华农场不但成功引种了大量农作物，为边区农业生产提供优质种子，更是解决了突如其来的牛瘟。1942年，边区爆发了严重的牛瘟。边区的耕牛本就不多，而初春的陕北土地冻得依旧梆梆硬，没有耕牛的帮助，春播几乎无法完成，望着病怏怏的耕牛，农户们纷纷痛苦地叹息。解决牛瘟的重担很快落到陈凌风的肩头，他夜以继日地翻阅随身带来的书籍资料，结合之前在广西的实际工作经验研制疫苗。在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下，设计所需仪器设备的代用品，经过十几个不眠之夜，终于成功研制出牛瘟甲醛甘油疫苗和抗牛瘟高免血清。

疫苗虽然研制成功了，但由于边区的封锁，无法购买适合的兽用注射器。但这并没有难倒年轻的陈凌风，他设计好图纸后，与一个老铜匠加班加点的手工打造注射器。注射器的针头很细，还必须是空心的，连接部分不能漏液，针管部分的活塞不但要严丝合缝不能漏气，还要保持滑动的顺畅，这对于几十年经验的铜匠，也是从未有过的难题。在无数次失败后，靠着从不放弃的精神，铜制注射器终于手工打造完成了。

陈凌风亲自带着自制的疫苗和注射器，走村串户的为耕牛免疫注射，终于在1943年春天来临前控制住牛瘟，保护了农耕动力，边区几十万亩农田的春耕顺利开始了，陈凌风也因此被授予“边区特级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陕甘宁边区饲养的牛群

相濡以沫  坎坷同行

1940年春，陈凌风和朱明凯在光华农场迎来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然而由于条件艰苦，这个可怜的男婴出生五天就夭折了。面对巨大的打击，这对年轻的夫妻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投身农场建设。1941年，两人的第二个孩子要出生了。因为前一天还在埋头工作，临产时已来不及送到医院。陈凌风果断决定自己给妻子接生，他跑到山下的小河里挑了一大桶水，煮沸后用来消毒，忙里忙外整整一个晚上。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女儿诞生了，陈凌风却累得昏倒在地。产后不久，朱明凯来不及多休息，就又投入忙碌的工作中。孩子会爬时，她把一根绳子捆在孩子腰上，另一头固定在墙上。孩子哭闹时，她就把孩子放在背篓里，带着孩子一起工作。

有一次，朱明凯正在试种草莓，忽然一阵狂风卷起漫天砂石，把纤弱的草莓苗连根拔起。她赶忙叫上陈凌风和孩子们把家里的草席、竹席全搬了出来，顶着狂风斜插进土里，做成小窝棚保护小苗。当草莓一天一天长大，结出诱人的果实时，大女儿陈栋萍忍不住偷偷摘了一颗，陈凌风看到后毫不犹豫地用马鞭打了女儿的手心，朱明凯一边安慰女儿一遍耐心解释：“每一颗草莓都是公家的，我们必须守护好。”

1946年6月，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集结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光华农场的同志们想不通，大家看着满是丰收气象的农场，纷纷拿起武器，要誓死保卫延安。毛泽东听说后，让大家不要舍不得打破瓶瓶罐罐，今后部队还会打回来，还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中国，并要求农场的党员带头撤离。此时，陈凌风接到了中央安排他去美国考察学习的通知，需要先行离开延安。

朱明凯独自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撤往东北的根据地。几千里的旅程中，作为第三大队的分队长，她不但要安排路线和食宿，还要向沿途的百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艰苦的旅程中，刚满月的孩子不慎跌落马车，落下癫痫的残疾。走入敌占区后，部队常常遇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还乡团的围追堵截，大女儿差点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中，二女儿也因野菜中毒险些丧命。面对严峻的情况，分队的党支部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混进要饭的队伍，到大连汇合。一路上，很多家庭不得不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百姓，但朱明凯决心只要还剩一口气就要把孩子带到解放区。

当陈凌风在大连的街道上与朱明凯再次相逢时，他竟没有认出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家人们，直到朱明凯用广东话呼唤他的名字，方才夫妻相认、掩面痛哭。此时，35岁的朱明凯已经头发花白。两人不敢在大连多做休息，先乘船到朝鲜，又从朝鲜走陆路，行进三千余公里，到达天寒地冻的黑龙江佳木斯，开启了筹办农场的新任务。

1968年陈凌风与朱明凯家庭合影

以延安精神建设新中国

陈凌风和朱明凯在二十多岁的年纪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感，舍弃衣食无忧的生活，远赴陕北投身革命，把一生中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延安的农业科技事业。他们在艰苦创业中接受党的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1946年4月，他们在光华农场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了做人民科学家的信念。离开延安后，他们先后转战佳木斯、哈尔滨、沈阳、北京等地，党指向哪里，他们便毫无怨言地战斗在哪里，以乐观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投身祖国蓬勃发展的农业科技事业。

陈凌风于1948年6月筹建东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处家畜防治所（哈尔滨兽医所前身）并担任所长，此后他先后担任华北农科所副所长、中国农科院畜牧所所长、农业部畜牧总局副局长等职务，从事畜牧兽医科学研究和技术行政领导工作60多年，组织领导了消灭牛瘟、防治炭疽等重要科研攻关项目。他坚信实践出真知，无论是边陲还是荒漠，都坚持到基层一线获取一手资料，甚至在七十高龄时，仍三上青藏高原，大部分的路途还是骑马或步行。陈凌风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国家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等多项荣誉称号，两次获得剑桥大学20世纪精英奖。2018年，在哈尔滨兽医所建所70周年之际，师生们为陈凌风敬立一尊半身铸铜雕像。

矗立在哈尔滨兽医所的陈凌风铜像

1956年，朱明凯在北京负责组建蔬菜花卉研究所，在仅有一个办公桌和几把椅子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带领科技人员进行蔬菜品种资源搜集、育种、选种、防治病虫害和丰产栽培技术研究，整理出88种、8164份地方品种，为蔬菜育种、引种研究提供了权威材料和宝贵资源，主持编写《中国蔬菜栽培学》等多部著作。朱明凯以革命女性特有的坚韧意志和耐心细致，带领大家攻克一项项难关，在60岁高龄遭遇脊椎重伤的情况下，依然在家中的小温室坚持开展科研工作，精心培育多种珍贵植物。朱明凯曾任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她的事迹至今依然在研究所广为传颂。

从怀揣理想奔赴革命圣地的激情，到投身革命建设白手起家的坚韧，再到为国为民解决一个个难题的责任，延安精神贯穿了陈凌风和朱明凯的一生。在他们眼中，延安精神就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随时可以无私奉献，就是在各种困难面前永远保持乐观坚定，就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不断冲向一线、孜孜以求，正像他们常说的：“人的一生何其短暂，只有信仰和知识可以永恒。”

晚年的陈凌风与朱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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